孙万鹏向我们解释灰学理论的基本概念。作为一门崭新的学科，灰学大有前途。陈莉莉摄

　　专栏主持：金辉本报记者(以下简称金)

　　孙万鹏，1940年4月16日出生于温州市区五马街一个裁缝家庭。小学毕业于一小(现广场路小学)，初、高中就读于温州四中，1959年以全省医农类高考总分第一名成绩考取浙农大植保系(现浙江大学华家池校区)。毕业后分配至浙江省农业厅工作。1982年就读于中央党校，一年后回省，成为全国最年轻的省农业厅长，全省最年轻的正厅级干部。1986至1987年挂职兼任黄岩县委书记。一个偶然机会开始对华中理工大学博士生导师邓聚龙教授的灰数学之哲学研究， 1991年开始正式出版《表现学》、《灰色价值学》等五部灰学著作。1992年在武汉召开的全国第七次灰色系统大会上，宣布孙万鹏为灰学理论创始人，并任全国灰色系统学术委员会主任。至今，孙万鹏已公开出版著作20部、500多万字。国内已有100多所大学开了课。

　　今年的秋天仿佛来得早些。当我们到杭州采访孙万鹏时，桂花已经偷偷飘香了，时有时无的，如同早春的草色，远看有色近却无。孙万鹏的家在省府机关宿舍，原是副省长翟翕武居住的。虽然有点老式，但不失精致，落地窗的客厅外面是小庭院，栽植着花草和竹子，翠绿欲滴的几杆竹子在清风中摇曳，好像是在表露着院子主人的个性。

　　我是第一次见到孙万鹏，但是怎么也难以相信，他是生过重病的人。两只眼睛炯炯有神，虽然头发有点斑白，但声音底气颇足，说起他的灰学理论，滔滔不绝，不仅条理清晰，逻辑紧密，白晰的脸上还泛起光彩，如同一位母亲在述说自己孩子，那么的珍爱，又带点自豪。我不明白什么是灰学理论，因此，我们的访谈就从概念开始。

　　惊动了中央领导

　　1991年春节，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在全国政协召开的春节茶话会上，肯定并赞扬说：“灰理论很有意义。”

　　1991年7月，朱基同志在视察三峡工程时曾问：“灰理论在三峡工程中的应用情况如何？”

　　1996年10月14日，中宣部领导刘云山、徐光春在中宣部办公室亲切接见灰学理论创始人孙万鹏，对他顽强战胜病魔，潜心著书立说的精神表示敬意。

　　1998年8月22日，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在病榻中亲笔给孙万鹏写信：“灰学”是一门新学科，在美国就有MIT的Forrester，Donais Meaolows，Peter Senge，还有Santa Fe Institute等。所以是一门大有前途的理论。

　　……

　　这位创立灰学理论并惊动中央领导层的孙万鹏便是喝着瓯江水长大的温籍哲学家。

　　偶尔得之也费神

　　金：创立一门新理论是很不容易的，而且您是在身患重病期间创立的。您是否先给我们简单地介绍一下灰学理论的概念？

　　孙：扼要地说，灰学是一门新的科学哲学，它以信息部分确定与部分不确定的系统为研究对象，以中国传统文化精华为营养，以灰色数学公式为武器，以现实的人类生活为分析对象，全面、准确地认识事物发展规律。

　　金：以我的理解，这是一个哲学的认识命题。如同唯心论认精神(意识、观念，主体)为世界唯一的根源，物质(自然界及社会，客体)不过为其附属物。唯物论认物质离精神而唯一独立存在，精神不过为其附属物。而您的灰学理论核心是认定世界“非唯一”的，这样理解不知对不对，望请指正。

　　孙：这样理解不准确。灰学认为，人类对自然的认识过程是由“信息的确定部分与不确定部分”(非唯一)，共同构筑的。这就既克服不可知论，也使主张可知论的唯物论的认识机制走向成熟。例如，目前的相对论、量子论都是建立在3维空间基础上的。3维空间被人们当作公理接受了下来。但灰学的非唯一性原理认为，空间是非唯一的，既有3维空间又有非3维空间，这个预测，在2006年获得了最终的证明。这就是1904年法国数学家庞加莱猜想的空间(以2维球面形式的庞加莱空间)，这个经历了百年的猜想，被朱熹平等数学家证实并成了2006年8月22日世界数学家大会的结论。这就为前几年美国全国科研委向美国政府呈送的“新世纪11大科学难题”的解决，提供了极好的基础。

　　金：您是学农业的，而且还是当时全国最年轻的省农业厅厅长，全省最年轻的正厅级干部，后来怎么去研究哲学，创立新的理论的？

　　孙：这得从1982年我到中央党校学习说起。那一年，我作为省农垦局副局长被派到中央党校学习，一天我在图书馆里看到一则简讯：华中理工大学邓聚龙教授首创了灰色系统理论，其论文《灰色系统的控制问题》经宋健同志推荐在国际权威杂志《系统与控制通讯》上发表，引起轰动。我细读了邓教授创立的带信息的数，十分的激动。

　　与此同时我又发现，这个新理论仍属于自然科学领域。哲学是所有学科中的贵族。如能以哲学方法阐释，这一新学科定能达到更高更完善的境界。于是我给邓教授写信陈述自己的观点。邓教授立即复信，殷切期望我能从哲学上进行深入的探索，弥补他的不足。邓教授的鼓励和嘱托如同一把火点燃了我研究的兴趣。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我开始收集资料，做了3000多张卡片，为以后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王震校长还把我的卡片拿到全校展览呢。

　　黄岩当书记萌发灰学

　　金：那您是有官不做而去研究灰学理论了呢，还是坚持业余的研究？

　　孙：开始是业余的。中央党校学习了一年后，我回到了杭州，任省农业厅厅长。不久，农业部要求将我调到农业部任副部长，当时的省委书记王芳不同意，他说：“这个干部我们自己要用。”王芳同志还找我谈话，希望我到基层干几年，再回省里工作。1986年，我来到黄岩，兼任县委书记。

　　当时，改革春潮在中国大地涌动，地处温州北面的黄岩，面临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时刻。黄岩到底是发展个体私营学温州模式，还是学习苏南走发展乡镇集体企业的模式?黄岩在犹豫，我也在思考选择。

　　灰学理论的思维方式主张摈弃传统的非此即彼的方式。这使我对黄岩发展的路子有了自己的想法。我将平时研究的灰学理论思维首次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取得了成效。因此，我说，黄岩是我灰学理论的萌发地。

　　一场灾难降临头上

　　金：您把理论探索与工作实践结合了起来，这可是难得的大好良机啊！在实际工作中思考理论问题，又以理论指导实际工作，这该是您取得工作成果的黄金时期吧？

　　孙：可是，正当我准备大干一场，一场灾难降临到了我的头上——1987年在一次体检中我被查出患了癌症。这对我的打击太大了。我的父母和妹妹也是患癌症相继去世的。我想要在生命的最后时间里兑现对邓聚龙教授的承诺，进行灰数学的哲学研究。

　　1989年9月，病情加剧，医生说，非做手术不可，我说让我考虑几天。过了国庆我正式决定，不做手术，回到了家中。

　　1990年元旦前的一个晚上，我对妻子吴文上说：“看来时间不多了，我要把剩下的时间全部用在写作上，如果我无法完成就由你接下去写。”并且请她准备几件东西：一条灯笼裤，写作时穿，以便身体不适时可以盘腿做气功；10盒清凉油和1千克干辣椒，用于疲劳时提神；几筒蜡烛，以备停电时不影响写作；一个小闹钟，可作叫醒服务；几支耳针，瞌睡时可扎一下。我很感激我的爱妻，是她的全身心的照顾，使我的写作渐入佳境。

　　从1990年元月3日开始动笔，至7月23日，我完成了24万字的第一部灰学著作《表现学》。在这部《表现学》里，我运用灰色数学公式，推导出宇宙三大原理；根据灰色关联度分析，推导出唯物辩证法、表现辩证法和存在辩证法系列，这是首次将邓教授的理论上升到哲学范畴。

　　病榻上创立新理论

　　金：哲学是智慧之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哲学家是智慧的化身，是时代精神的承载者。您把灰色数学提升到了哲学高度。这可是奇迹。

　　孙：不，要说奇迹还在后头。接着，我又完成了《灰色价值学》等著作。过了三年，到了1993年，我的身体也发生了奇妙的变化，肝部的疼痛缓解了，精神也好起来，后来检查发现，身上的癌细胞也消失了。

　　从此，我的著述劲头更大了，《选择学》、《灰学新思维》、《表现经济学》、一部部灰学著作相继诞生。又和我爱人合作撰写出了《灰农学》、《灰色综防学》两书，深得联合国粮农组织专家的赞赏。

　　令我感到欣慰的是，1996年由国内著名专家组成的评委会，对我的灰学理论研究成果进行评定，我的表现学、灰色价值学、灰色综防学、表现经济学、灰农学为新学科，国内外均未见文献报道。专家们一致认为，这些灰学专著为世界首创，学术成就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灰思维方式的诞生，是人类思维方式的一次革命。

　　近几年来，我还连续出版了四部灰学诗集，在诗式、诗意和诗的分类上均有创新，得到了世界汉诗协会的诗家们的高度评价。

　　金：有人说，坚持练书画者可以长寿，因为作书画如同气功，可舒筋骨延年益寿。而您用写作战胜病魔，也是这个道理吗？我觉得写作是艰苦的劳动，不是那么充满诗情画意的。您能谈谈抗癌的切身体会吗？

　　孙：有人说，我是用灰学理论战胜病魔的，这不完全对，但也不是全无关系。因为灰学理论本身是和谐文化，主张身心和谐，不是二元冲突。人的一生是通过一秒、一分钟的缓慢过程完成的，看起来一分一秒很少差异，但是细微的差异积累起来，重复迭代，结果就千差万别，这就是“迭代现象”。虽然我身体不好，但我丢掉思想包袱，排除杂念，专心写书，做到忘忧每一天，久而久之，效果就显著了。此外，我做气功既是止痛，又是排除杂念，集中精力。我的写作过程也是一种治疗过程，这是第一。

　　第二是我妻子的悉心照顾。她是我的大学同班同学，我们曾经合作撰写有关农业综合防治的书。在我们看来，防治病虫害，单一方法不行，必须综合治理。所以，我在我患病期间，她用综合疗法调养我，不仅在精神上照料，还有精心安排食谱和药物治疗等。

　　我是温州裁缝的儿子

　　金：说说您在温州时的人与事吧？

　　孙：小时候，我家住在五马街的一条小巷里，父亲孙耀华是温州国光服装店的“四大名师”之一。祖上是温州旧城守城门的门将，至今家里还有一把当年的大刀。

　　读小学时，我很顽皮，对读书不感兴趣，尤其是上算术课就头疼，致使我逃学，最后，我父亲决定让我在家学裁缝。从天不亮开始做到熄灯，还不断给我加定额。有人说，这是“老裁缝教育法”。

　　一年时间不到，我突然想到读书的日子是多么美好。有时看着小伙伴背着书包上学，心中是羡慕又懊悔。父亲发现我由原来的“要我读”，现成了“我要读”。便对我说，你有七个兄弟姐妹，都读书，条件不允许，你要重新读书，就必须读好，读出点名堂来，否则也对不起父母与兄弟姐妹，要我表态，要我写出决心书。我经过几个通宵达旦的思考，终于送上了决心书，到温州四中读初中、高中。此后，在家人与老师、同学的帮助下，学习成绩显著提高，很快成了优等生。1959年考取浙江医科大学，后随全班转入浙农大植保系。一晃就是几十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