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家父子(左为潘猛补)。陈莉莉摄

　　采访对象：潘猛补

　　目录学专家(简称潘)

　　特约主持：金辉(简称金)

　　潘猛补，1956年9月出生在温州，1974年毕业于温州中学，1978年“顶替”进温州市图书馆，1985年带薪进杭州大学中文系大专班，1987年毕业重返市图书馆。

　　长期以来，潘猛补从事图书馆古籍整理工作，对古籍、地方文献、目录版本学有一定的研究，现为温州市图书馆古籍部主任、研究馆员，兼任全国公共图书馆古籍编委会编委，浙江省图书学会古籍研究分会委员，谢灵运研究会常务理事等职。编著有《瓯越文化丛书》中的《温州历代文选》、《浙南谱牒文献汇编》、《温州地方文献联合目录》和《温州地方文献丛书》中的《温州经籍志》等。发表目录学、地方史学术论文50余篇，曾获国际图联征文优秀奖。

　　何为目录学

　　据《目录学概论》介绍，目录学是研究目录工作发生与发展规律的学科。通过对图书的查寻、鉴定、著录、评价及目录的编制，完成向读者揭示与报道文献的任务。因此，目录学是读书治学的入门向导，是科学研究的指南。

　　我国古代传统目录学有着悠久的历史。“目”的含义是篇目，即一书的篇和卷的名称。“录”，叙录，即对一书的内容、作者生平事迹、对书的评价，校勘经过等，作扼要的介绍的文字。二者合起来称为目录，或曰书目。一个完整的目录，大致包括书名、卷数、作者、版刻、提要、分类诸项内容。

　　可见，这门学问算是比较冷僻的，但又与我们的读书学习关系密切。

　　潘猛补是我市为数不多的目录学专家。

　　坐落在世纪广场的市图书馆新馆大门立柱上有副对联，宽大木板上镌刻上遒劲饱满的行楷：“刚日读经柔日读史，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其内容和图书馆内涵十分契合，仿佛在与读者交流，逢晴日与阴天在读什么呀，这可是培养人才的大事啊。不仅如此，对联的落款为孙锵鸣，瑞安人，教育家、藏书家，清末朴学大师孙诒让的叔叔。孙家是温州历史上著名的书香门第，市图书馆前身为籀园图书馆，就是旧温属六县知识界为纪念孙诒让先生而建的。

　　弥漫着书卷芸草气息的图书馆令人留连忘返，潘猛补就在这样的环境里工作。我们是在古籍部的阅览室里采访他的。

　　金：近日得知由您校补的《温州经籍志》出版了。这是我市整理出版《温州地方文献丛书》中的新成果。《温州经籍志》作为清末我国朴学大师孙诒让的目录学研究的成果，您为之进行研究校补，可是功德无量啊！您能介绍一下这本书的大概情况吗？

　　潘：孙诒让先生的学术成就是多方面的，在家乡不仅办教育，造福桑梓，而且学问渊博，著书就有四十种。其中《周礼正义》被梁启超赞为“光芒万丈”之经学伟著；《墨子间诂》被俞樾称为“自有《墨子》以来未有”之书；而其目录学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温州经籍志》中，被誉为“最著名的地方《艺文志》”，为我国的目录学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温州经籍志》，记载了自唐至清道光年间温州人或有关温州之著述，计1759部(其中佚1215部，未见279部，存227部，阙38部)。这是孙诒让先生在其父孙衣言的指导下，自同治己已(1870年)之夏伊始，历时八年，二易其稿，至光绪三年(1878年)定稿。然而，此书稿辍置达30年之久，至民国初年时，已被虫蛀，冒广生曾函请当时省民政部门拨款刊刻未果。至1921年方由浙江省图书馆予以刊印，从此不胫而走，成为近代地方文献之祖。尤其是孙氏各条案语，细加研究，即是永嘉学术史、温州诗学史，是晚清最为完整的一部地方艺文志。

　　此书稿曾从玉海楼散出，流传到瑞安金石学家杨绍廉家，书稿均经杨氏校改，至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籀园图书馆以95万元(旧币)购得杨氏藏书，才使此书稿归于公藏。

　　金：以您说来，孙诒让先生的《温州经籍志》为地方艺文之祖，如此完整无缺，当时您的校补出于什么考虑呢？

　　潘：这就是目录之学的研究任务。可想而知孙诒让先生是清末学者，那时的交流工具岂能与当今相比，这是时代的限制。特别是其囿于观念，如温州是南戏故乡，戏曲之作特盛，而高明《琵琶记》又是南曲鼻祖，然他却认为“风俗弊而小说滋”，“虽古帙流传，辄从删汰”，从而在《温州经籍志》中不见戏曲、谱牒等子目。如今私藏古籍多归国家，今之所见，唐宋至清道光年间温州人著作较之孙氏所见倍增，如未见之书，今日可见，已佚之书，今日复出，而未收录之书也为数不少，误收误考之书亦时有可证。因此校补此书，更为迫切，也正当时啊。

　　金：此话在理。我市整理出版地方文献，我想也是出于此吧，这是文化的传承，也是地方文脉的延伸和梳理。

　　我听说，您的《温州经籍志》的校补是在令尊抄写的大量资料基础上进行的，是子承父业，或者说是你们父子共同完成《温州经籍志》的校补工作的？请您先说说您父亲吧。

　　潘：家父潘国存，年已80高龄，1941年由乐清高谊先生介绍到籀园图书馆工作。从那时起他就跟随梅冷生先生学习目录学，从而对温州地方文献的佚存有所了解。特别是梅先生在抗战期间，冒着生命危险，将馆藏的近万册珍本抢运至今天的文成龙川，又派家父在龙川文昌阁留守，自己到瞿溪宜璋瓯海中学教书，挣得工资，给家父作伙食费，家父至今还时常说起梅先生的高风亮节。

　　1954年，家父调到温一初(今温五中)当教师。1977年退休后，他认为《四库全书提要》是研究传统文化的重要文献，成书于清乾隆年间，虽然由纪晓岚总纂其成，可出于朝廷弄臣之手，其对汉人的歧视不时可见，因而引用材料疏漏不少。于是他对《四库全书提要》进行补正，历时十年，最后还是未能完成。不过，正是这次不成功，坏事变成了好事，他抄录的大量温州人著作资料，对我的研究极为有用。因此，我非常感激父亲对我的帮助，确实正如你所言的，我是子承父业，完成父辈未竟事业。

　　金：刚才您说到梅冷生先生与您父亲的故事，实在令人感动。在我的温州学人访谈采访中，凡谈到市图书馆的都会谈到梅先生，个个是交口称颂，崇敬之情溢于言表。梅先生可真是温州文化慈祥的保护神。他搜集文献，保护珍本，提携后学，平等待人，实为可贵，可以说他的存在使温州文化从地上站立了起来，有了光彩。听说令尊在撰写梅冷生先生的传记，有此事吗？

　　潘：梅先生的诗词做得很好，状物言情，意在言外，令人回味不已。他的《咏桃花》词，“一代词宗”夏承焘先生誉之为“才子之作”。他的文章多温州掌故史实，颇具价值。家父撰写梅先生的传记是没有的，他在编《梅冷生集》倒是有的，已经花费3年时间了。虽然收集了梅先生不少的诗词、地方文史等杂俎，但仍有许多诗文未能收集起来，如梅先生撰写的曾经竖立在松台山上的《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记》，石碑“文革”中被毁，碑记全文至今没有着落。我想，这是老人的一个夙愿，应该让他实现。

　　金：说罢令尊，说说您自己吧。您是怎么会想到去承担完成这一任务的？

　　潘：我从小受家父影响，当他在补正《四库全书提要》时，我已经在读高中了，那时还处在“文革”后期，书也没怎么正经读，但我看到他抄写、摘录的资料，明白了什么是目录之学，如何整理古籍，学到了不少东西。1977、1978两年我都去参加高考，考上的是温州师院，理科，但我没有去报到。1978年进了市图书馆古籍部，我觉得自己适合做图书工作。1981年就发表了《佛教对雕版印刷术的影响》一文。这是我学术人生的第一篇论文，想不到得到了我国印刷史专家张秀民先生的重视，认为只有二十几岁的年轻人能搜集到如此丰富完整的资料，实为不易。后来，此文被版本学家戴南海先生收入他的著作《版本学概论》中。虽说是一篇论文，可给了我扬起学术远航的风帆，有了信心。

　　1988年，杭州大学、温州师院在瑞安联合举办纪念孙诒让先生诞辰140周年、逝世80周年学术研讨会，我在会上宣读了《孙诒让目录学研究》一文。这是我研究孙诒让《温州经籍志》的开始。

　　金：您的目录学研究确实得益于市图书馆的平台，我刚才从你们馆门前经过时就想，在这充满书卷氛围的环境里工作，真是一种福气，再加上您是如此热爱自己的专业，真是天时地利啊。后来您是如何完成《温州经籍志》校补的？

　　潘：先说校补此书任务的接受。2000年秋天，我赴北京参加《孙诒让全集》编纂工作会议。这部书由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许嘉璐担任主编，裘锡圭等著名学者为顾问，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承担整理，我被聘为编委，原定由福建师大的教授负责《温州经籍志》整理的，由于我在会议上介绍了我做的先期工作和有关论文，会议决定由我来承担此项整理工作。

　　回来后，我发起成立浙南谱牒收藏研究中心。我想通过民间家谱的征集，从中挖掘整理温州地方文献资料，为研究《温州经籍志》提供翔实可靠的第一手资料。与此同时，我主编了《浙南谱牒文献汇编》，因此我校补的《温州经籍志》有150万字，增补了40多万字，其中不少资料来自家谱。

　　金：作为家族档案的谱牒，在浙南乃至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广泛的群众基础。“文革”期间曾被贴上“封建糟粕”的标签，随着国家图书馆“中国家谱工程”的启动，现在人们对此也有了新的认识。谱牒中保留了很多地方民风民俗，对于研究地方文化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您能告诉我，您在《温州经籍志》中是如何补正孙诒让先生疏漏的？

　　潘：我尽量运用孙氏未见的史料，譬如谱牒中的资料进行校补。我以《永嘉菰田戴氏宗谱》所载史料补正他的疏误。

　　《永嘉菰田戴氏宗谱》详细记载了宋代戴述、戴溪、戴龟年、戴栩、戴桷、戴蒙、戴仔、戴侗等人继承永嘉学术及程朱理学、诗礼传家的情况。《温州经籍志》卷一和卷五分别著录有戴悫《易注》和《诸经补遗》二书。孙诒让将戴悫列为明代人，其考府县《志》选举表中嘉靖间有名戴悫者而定此二书为明人著述。今据《戴谱》所载：戴，为戴蒙第五子，即戴仔、戴侗之幼弟。由于其舅伍季和无嗣，钦赐其过继传宗，改名戴悫。此史实又见《弘治温州府志》人物传，亦见《弘治温州府志》书目中，并在戴侗《周易家说注》下著录。嘉靖时的戴悫的著作绝不可能在早二朝的《弘治温州府志》中出现。可见此二书非嘉靖时戴悫所作，其著作权应归宋末元初的戴悫无疑。两人只因同名，孙氏考证失误，当据《戴谱》予以改正，归入宋人著述。等等。

　　金：您还有什么新的打算吗？

　　潘：孙诒让先生撰的《温州经籍志》，仅收录清道光以前温州人的著述；2003年由我主持的《温州地方联合目录》一书，已经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收录的书目为1911年至2005年间反映、研究温州的人、事、物等著作，虽然我将类目设置为“总类”、“地理”、“社会”、“经济”、“文化”等五大类，但该书只收录与温州地域特征有关的书籍，因此尚有许多温州人著作未能得以揭示，所以我打算编纂《温州人著述综录》一书，作为《温州地方联合目录》姊妹篇和《温州经籍志》的续编。这是我的心愿，不知道能否实现，有待机会了。